中国的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旗面左上角是由黄色“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镰刀”和“锤头”图案位居旗面左上角四分之一处的中央，直径为30厘米。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党旗标准规格是：旗面横120厘米，竖80厘米。这种统一规格的党旗，不是党成立时就有的，而是在建党21年后才诞生的。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党旗式样，是党诞生75年之后规范的，而正式将党旗写入党章则经过了81年。

  1921年7月，中国在上海成立。中国的成立，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由于当时处在中，党的先驱者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在会议留存的文件中，没有提及党的旗帜问题。

  中国成立以后，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也曾尝试以中国特色的旗帜来引领运动的发展。1922年10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派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领导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所用的旗帜是用煤矿工人使用的劳动工具洋镐和锤子的实物形态组合而成的。这是由罗章龙等人设计的。洋镐是井下采煤工人刨煤的工具，锤子是井上工人维护设备的工具，二者交叉代表了井上井下工人团结协作。这一简单质朴的设计，直接体现出煤矿工人运动的革命性。

  1923年5月，彭湃领导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以农民最熟悉、最有力的工具——耕犁为图案，最先打出了“犁头旗”。犁头旗为棉布质地。旗面红色，犁用黄色棉布裁制好，再缝在红旗上。旗的一边缝有白色布质套筒，用于套穿旗杆。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迎来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员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占了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段时期，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等人。为了“打倒军阀除列强”，更好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基于当时形势要求，中国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打着的旗帜在开展革命斗争。

  国共合作实现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公开屠杀人，使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1927年4月27日，五大在武汉召开。在这种极其特殊的环境下，五大的会场在布置时一边悬挂了的党旗，另一边悬挂了一面写有CCP（中国的英文缩写）三个英文字母的红色旗子。这个布置还是反映出国共两党合作的特征。当时就是以这样的一面旗帜代表中国的。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

  大革命失败，导致了革命的低潮。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此时，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1927年8月1日，中国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使用的旗帜依旧是的旗帜。

  但是，反动派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这也迫使中国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提出要抛弃旗帜的意见。这次会议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的旗帜。

  八七会议后，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多次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结合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你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在谈到“举什么旗”时，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的旗子”。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不应再打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旗子相对，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

  这是人首次明确“旗子”性质的论断，虽然此时所说的“打出的旗子”还不能单纯指具体意义上的党旗，还具有“主义”“路线”等更深层次的含义，但部分人已经在思想层面上有了觉悟，这个觉悟就是：必须要“打出的旗子”，革命才能成功。

  1927年9月9日，、卢德铭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这时，再次提出秋收起义应该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并责成工农革命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多年后何长工回忆，“旗子和袖章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由我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耀眼、十分威武……”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成为中国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从此，中国人鲜明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对于这首词，由十几位文学界名家集体编写的《诗词鉴赏》，对词中的“斧头”二字注释道：“斧头：党旗上的锤头当时常被误以为斧头。”注释者认为，诗词应该把军旗上的党徽写成镰刀锤头才对，而写成镰刀斧头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错误习惯的影响。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秋收起义时，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的第1团有徽章，在这枚留存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徽章上，我们正真看到图案也是镰刀斧头。这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关系。从《西江月》的格律上讲，第二句的末两个字，都应该是平声，写成“锤头”是正合适的，但却违反格律写成“斧头”，可见是有意那样写的。他认为军旗就是镰刀斧头，应该如实摹写军旗的式样。作品风格常常是作者风格的再现。词作于秋收起义当年，他对自己领导的起义军的旗帜，应该是不会记错的。也就是说，词中的“旗号镰刀斧头”一句，不是误写，而是写实。

  军旗设计好后，修水县数十名裁缝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当地的平江红布，突击制作了100面红旗、1000枚袖章及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后，分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军旗是中国打出的第一面“标准”旗帜。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党旗和军旗是一体的。从旗帜的图案元素上看，这面军旗已经具备了日后党旗式样的主要元素，此后的党旗与这面军旗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秋收起义后，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这一年的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精确指出：“要坚决勇敢地树立工农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政权。”“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能够说是党徽、党旗的代名词，也得到普遍认可。“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

  “镰刀斧头”的党旗式样，主要是受到俄共（布）或是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在1922年1月，中国派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场上，悬挂着共产国际使用的徽记“锤头镰刀”，表示国际布尔什维克党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一年的7月，在二大上，正式决定中国加入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作为第三国际57个支部之一。受此影响，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相继出现过“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标记。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将士将的旗等徽章抛弃在街上，换上红领带。一时间，“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中国武装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铺开。各地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纷纷打出代表工农武装的五星、镰刀、斧头或锤头等图案组成的红旗。此时使用的党旗，都是各级党组织就地选材制作的，限于当时的艰苦环境，还未形成统一的规格样式。

  1930年4月，颁布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1930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对红军军旗作出规定。在此基础上，1931年3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旗帜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样式，规定把五角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党的领导地位；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工农阶级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黄色，以增强美感。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

  国徽：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黑色，五角星为黄色。

  军旗：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与锤子，右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旗帜在长征路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彝族同胞开枪。彝族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感动，与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将中央红军全部护送出50余公里的彝族区。

  红军通过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在小叶丹的带领下，联合其他家族，与军队斗争了5年多。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把队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躲避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

  1941年，小叶丹被捕前，将队旗交到妻子和弟弟手中说：只有、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司令员。

  1942年6月18日，在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出狱不久的小叶丹遭到被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郑重交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手中。后来，又将这面队旗转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旗帜符号不尽统一，但基本围绕“镰刀锤头”这一符号象征而展开，此时旗帜符号的苏俄特征较为显著，但从“镰刀斧头”到“镰刀锤头”的演变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革命道路的中国特色。

  镰刀斧头图案，实际是对联共（布）的镰刀锤子图案的一种修改。为何需要作这样的修改？这主要与“中国对中国当时工业化现状和工人阶级队伍现状远不如苏联的认识有关。中国的实际是，代表传统手工业者——木匠形象的‘斧头’，比代表产业工人——钳工、钣金工、锻工等形象的‘锤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斧头’相比‘锤头’更具有力度，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艰辛的认识”。红色旗帜是红军称谓的来源，颜色对于直观宣传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它的任务是“补充内容并从感情上对内容加以充实。若所选择的颜色与内容不匹配，便会产生不协调，不利于理解”。这样的旗帜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中国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队。此外，“镰刀斧头”在表述上也是象征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如“‘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这里的镰刀和斧头象征着中国的领导，而割断旧乾坤，劈开新世界则表达革命的成功。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忍痛脱掉红军军装、摘下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军服、戴上帽徽，又一次举起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许多红军战士为换装而想不通，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动情地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此后，中国为亮明政治和民族立场，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既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一度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战旗。

  旗帜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构建自己的旗帜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中国是在民族主义这一大旗下独立自主地构建自己的旗帜符号的。也基于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虽说军旗与南京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军旗要一致，且在各种场合下还要悬挂满地红旗。不过，党旗则是一例外，不受国共合作的影响，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开展党的工作和重大纪念活动中，中国党旗仍高高飘扬，起着巨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作为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开始意识到应该有自己正式的统一的旗帜。